架起通往理想彼岸的桥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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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导航的指示在老街里七拐八拐，我和助手终于找到了报刊订阅中心。等助手停好车，我就带着他走进了订阅中心的大门。
我们到的时候，距离报刊订阅中心下班还有一个半小时。工作人员看到我手中列得长长的书单，皱着眉斥责了我几句，然后把我们领进仓库，指了一下不同年份旧刊的摆放位置，让我们自己找。
《古今传说》、《春芽100》、《破土》和《不小说》那样的畅销杂志剩余得已经不多了，有些期甚至连一本都不剩，《小说季刊》一类的杂志倒是剩下了不少。我和助手用一个多小时的时间从书堆里刨出了三十多本杂志，在工作人员不耐烦的催促声中出来结账。临出仓库时，我眼疾手快地带上了两张包杂志用的大牛皮纸。
因为不能刷卡，我们花光了身上所有的现金，又央求工作人员把书包起来，然后抱着两包沉甸甸的杂志，兜里揣着空空如也的钱包和一张薄薄的发票，回到了助手的车上。
在后座上放下书，我回到副驾驶的位置上，系好安全带，陷进了靠背里。
“我饿了。”我说。
“我没钱。”助手回答。
“我想吃牛肉拉面。”我说。
“不能刷卡。”助手回答。
“你家有吃的吗？”我说，“我那儿断粮了。”
“有速冻饺子。”助手回答。
“速冻饺子也行，”我诚恳地盯着助手，“去你家。”

吃完晚饭，我和助手收拾干净餐桌，助手去洗碗，我把买回来的杂志按照刊名在餐桌上分类放好，侧着脸趴在了花花绿绿的书堆上。
“现在可以告诉我了吧，侦探先生？”助手一边洗着碗一边问我。
“告诉你什么？”
“咱们为什么要买这些杂志？”
“自己动动你那聪明的脑子啊刘教授，”我用脸贴着凉凉的杂志封面，换了个方便说话的姿势，“我来给你梳理一遍今天的线索吧。首先房东说作家的月薪是1800。”
“嗯。”
“你这房子租金是多少？”
“没有租金，”助手回答，“这房子是我买的，现在还在按月还房贷。”
“大款啊你！”我惊呼，“居然能在大城市里买得起房子，教授跟讲师就是不一样。”
“然后呢？”
“根据作家房东的说法，1800这个数目只够付房租和上班来回的路费，”我继续说，“那你觉得她吃饭的钱和买日用品的钱从哪儿来？”
助手想了想：“稿费？”
“对。然后你来算一下，《公民文学》是一个月一期，《丰收》是两个月一期，《小说季刊》是三个月一期，假设她在每种杂志的每一期上都能刊登一篇5000字的文章，稿酬是千字50块钱，你觉得她能吃饱饭吗？”
“不能。”这次助手很快地回答。
“既然她可能都吃不饱饭，你觉得她会拿出有限的钱买大量的以青少年为目标读者的通俗文学杂志吗？”我继续说，“我觉得没这个可能。而且她为什么要买那些杂志？你想一想那个小姑娘说过的话，她收藏的每一种杂志都不全，甚至有的漏掉了连载之中最关键的一期，但从12月开始就一期也不差了。如果她是杂志的忠实读者，不应该出现这种漏掉几期的情况，但如果她只是偶尔买来看看，又和后面一期不差的事实互相矛盾，综合以上的所有信息，最合理的解释就是……”
“那些书不是她自己买的，是杂志给的样刊。”
“就是这么回事，”我点头，“她出于某种原因——应该就是为了生活——同时在给纯文学和通俗文学两类杂志供稿，并且估计是不希望被读者认出来，在两边用了不同的笔名，所以那个小姑娘才会不知道钱孙理这个名字。不过在同类杂志之间应该没有必要掩盖身份，所以我猜她在这些通俗文学杂志里用的笔名大多都是一样的。”
“所以只要找到这些杂志里重合的作者，就能知道哪个是她，然后拿着那个名字去问这些杂志的编辑，就可以问到她的其它消息了是吧？”助手洗好了碗，刷好了锅，擦干了手，在我对面坐下。
“你这不是挺聪明的嘛！”我说着把几摞杂志从桌子上推到他面前，“拿一根铅笔，翻开这些杂志的目录，看到相同的作者名字就画下来，麻烦你了。”
助手乖乖地接过杂志，开始对比目录上的人名，与此同时我也没闲着，我拿出买来的几本纯文学杂志，把署名钱孙理的文章都看了一遍。
看完那位作家的文章，我大致理解了学生们为什么会喜欢她的作品，还有为什么大家都以为她是男性。她的作品虽然和老道的作家相比文笔青涩了一些，但辛辣讽刺，针砭时弊，每一篇都着眼于揭露社会的病态与扭曲，行文间还隐约透出一股年轻人才有的热情与朝气，虽然批判，却不失希望，确实是一位优秀的青年作者，难怪学生们把她视为理想之中的青年作家。
正在我这么想的时候，助手统计好了人名：“确实跟你说的一样，这些杂志里都有重复的作者，不过咱们的样本容量太小，没法把所有错误选项全都排除，除了《不小说》以外，剩下的这些杂志里每一期都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作者，并且这两个人碰巧在《古今传说》的前几期里刊登的都是短篇，从第12期开始刊登的都是连载，而且两个连载也碰巧是同时开始，同时结束。”
“哪两个？”
助手把两本杂志摆在我面前，用笔圈着作者的名字给我看：“一个是《蓝鲤鱼绿鲤鱼》的作者，叫泡冰冰湃泡，一个是《侍色呼福湖》的作者，叫花飞挥飞花。另外《不小说》里虽然没有这两个人，但也有一个重合的作者，就是这个叫炖冻豆腐的。”
看来这个炖冻豆腐也是同一个人吧，我想，不过只在这一本杂志里专门换了笔名，也就是说唯独不希望别人知道自己登上了这本杂志，那位作家到底有多不待见这本《不小说》啊。
“咱们现在已经把范围缩小到了两个人，明天给编辑部打电话问一下这两个人的信息，应该就能知道哪个是咱们要找的人了吧？”助手一脸大功告成地笑着看着我。
“不要，”我回答，“《不小说》里的那个作者先不说，如果从两个人里面都确定不了哪个是目标，就太对不起侦探的名声了，我要用自己的推理来确定到底哪一个才是她。”
“这要怎么推……”助手露出一副茫然的表情，“要怎么做？”
“给你解释清楚太麻烦了，这个我要自己来，你就不用管了，”我抓过助手用过的铅笔，递给他两本《小说季刊》，“你拿着这个，再拿上两本《不小说》和两本其它的书，把钱孙理、炖冻豆腐和那两个作者的文章都看一遍，然后告诉我你觉得这几个人里谁和钱孙理的文章比较像。”
“哦。”助手点点头，像接到了作业一样抱着书跑去沙发上看了。我握着笔，一面仔细地看着杂志上的文字，一面在上面勾勾画画，旁边时不时地传来助手“哎”、“啊”、“怎么能这样”还有“太好了，终于和好了”一类的声音。
助手这家伙，看个恋爱小说，为什么能这么投入啊。
“啊，这本杂志中间有作者访谈，”助手忽然叫起来，“还说有‘本刊主打的美女作家照片集锦’，要看吗？”
“看看，”我回答，“有那两个人吗？”
助手沉默地翻了一会儿：“那两个人都没有照片，只有给读者的话。”
“给读者的话里能看出什么个人信息吗？”我问。
“看不出来，就是感谢读者的支持，介绍连载的进度，有一点人物的名字来源、设定来源，还有希望读者继续支持这类的。”
“那就算了，”我回答，“你继续吧。”

继续各自忙活了一段时间，我听见助手打了个哈欠。
“我看完了，”助手说，“结论现在告诉你吗？我觉得是……”
“先别说！”我马上制止了他，“等我得出结论来再说。现在说了只会影响我的思路，等我得出结论来之后，我要让你对我的推理心服口服。”
说完我自己也打了个哈欠。
“要不先睡觉吧，”助手看了看表，“已经11点半了，明天再继续。”
“你去睡吧，我要继续，已经做完一半了，今天晚上不弄出个结果我不甘心。”
“我建议你去床上继续，”助手想了想，然后对我说，“我睡得死，夜里也很少起来，你要是半夜睡着了，可没人像上次那样把你搬到床上去。”
我下意识地想反驳，但想了想又觉得助手说得也有道理，就接受了他的提议，把杂志搬去了卧室。
助手的家是一间两居室的公寓，他自己睡在主卧，我睡在据说是给未来的孩子准备的次卧，两间卧室分别在公寓的两头。进了卧室，我打开床头的台灯，把杂志摊在床上，握着笔趴在上面，继续我的工作。

恢复意识的时候，周围已经亮了。床头的台灯还开着，我的脸贴在书页上，眉头被铅笔硌得生疼。我动了一下，粘在脸上的书页发出轻微的“嘶啦”声，铅笔也像嵌进了眉头里一样，拔出来的时候发出了轻微的“嘣”的声音。
我迷迷糊糊地爬起来，找到昨天没完成的部分，给昨晚的统计工作收了收尾，就抱起杂志，摆出一副精神抖擞的样子走出了卧室。
助手似乎正在做早饭，看见我出来，他一脸惊讶地问我：“你这是练了什么神功了吗？”
“啊？”我没弄明白他的意思，看到助手给我比划，指着他自己的眉头，我才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伸手摸了一下。
我的眉头被铅笔压出了一道印子，是竖着的一道，大概有半公分长短，位置不偏不倚，恰好在眉头的正中心。

吃完早饭，我对助手说：“现在可以告诉我昨天的结论了，我说‘一、二’，然后咱们两个一起说自己觉得那个钱孙理的另一个身份是谁，来，一，二——”
“花飞挥飞花。”
两个人异口同声地说出了这个名字。
“太厉害了！”助手惊呼，“你怎么知道我要说什么的！”
“不是我猜到了你要说什么，”我回答，“是你的感觉对了。花飞挥飞花就是那个钱孙理在通俗文学杂志上用的笔名。”
“可是你怎么知道就是她呢？我昨天看过她们的文章，其实每个人和每个人都并不是很像，只不过是需要二选一，在那两个人里我觉得花飞挥飞花给我的感觉和钱孙理更像一点。”
“你觉得她们相像是有原因的，”我说，“不过直接说你不一定能明白，我就从头开始讲了。基本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写作习惯，有些比较明显，比方说经常用某个标点符号，或者是喜欢用某个符号来表达感情，或者是用‘我：……’来表示角色沉默，或者是故意把‘一边……一边……’这类前后照应的句子里的指示词去掉一个，或者是喜欢用某种修辞手法，或者是有某些惯用的形容，或者惯用的词语和句式。”
“嗯，这个我懂，”助手说，“就好像有些人说话会有口头禅吧？”
“差不多，”我点头，“你会觉得这几个作者的风格不一样，不光是因为她们作品的题材不同，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因为她们的作品里没有相同的特征，比方说钱孙理惯用破折号，用词简练干脆，花飞挥飞花的文章里大量使用形容词和比喻句，泡冰冰湃泡喜欢用省略号来表示角色沉默或者是分割场景，炖冻豆腐的文章几乎是一句一段，用词也和另外几个名字下的文章不太一样。不过这显然是作者故意为之。你想，她既然在不同的杂志之间换了笔名，肯定也不希望有人凭借行文的特点认出她来对不对？所以她在使用不同的笔名时也故意使用了不同的写法。”
“嗯，有道理，”助手点点头，“那你到底是怎么看出来的呢？”
“我是从虚词的用法里看出来的，”我回答，“‘的’、‘了’、‘着’、‘也’、‘并’、‘去’、‘过’等等这些词，虽然没有多少实际意义，但几乎在每一句话里都是必不可少的成分，不同的人使用它们的频率和用法也各不相同。刚才说的那些写作习惯都是非常明显的，可以意识到的习惯，只要你发现了，就可以换用其它的说法，而使用虚词是一种自然的，无意识的习惯，即使你用了，自己也很难发现，更别说更换用词了。你会觉得哪些作品给人感觉比较相像哪些作品给人感觉不像也正是因为这些虚词的不同。”
我说着拿出自己统计的数据给助手看：“在钱孙理、花飞挥飞花和炖冻豆腐的文章里，‘的’字和‘了’字的出现频率都相当高，即使排除花飞挥飞花文章里大量使用形容词导致‘的’字数量增多这一个因素，‘了’字的使用也是一个很有力的证据，并且在这三个人的作品里，‘过’字的用法也都及其相似，相反泡冰冰湃泡的作品里就看不到这几种趋势，反而是‘着’字和‘去’字的使用频率比另外三个人的作品里高了许多，而且她使用过‘去’字和动词的组合，这一点也是另外三个人的作品里看不到的。以前曾经有人凭借虚词的使用断定某本书是某个作家遗失的著作，咱们这次虽然样本容量远远不够，不过要从两个备选答案里排除一个错误选项也已经绰绰有余了。”
“所以说结论就是……”
“纯文学杂志上的钱孙理，通俗文学杂志上的花飞挥飞花，还有《不小说》上的炖冻豆腐，这三个笔名都属于同一个作者，她就是咱们这次任务的目标，也就是学生们委托咱们要找的人。”
我们给《古今传说》杂志的编辑部打了电话，确认了花飞挥飞花现在仍然在给杂志供稿，并问到了她现在的样刊邮寄地址。
新的地址在市郊的开发区，我们联系到了她现在的房东，从房东那里问到了她的电话。我给她打电话，说明我们是侦探，要找她询问一些问题，她同意了，我们约定周五下午下班之后我和助手去她家找她。
周五下午，在她说的公司下班时间左右，我和助手到达了她现在住的出租房门口。我敲了敲门，没有人来开。
“不会是忘了吧？”助手说。
我给作家打了个电话，没人接。
“可能是有事绊住了，”我说，“现在市里正是晚高峰，不管是先回去，等她通知再过来，还是直接回去，都太费时间了，不如先等一会儿，至少把堵车的时间错过去。反正这儿是她家，她早晚也得回来。”
我刚说完最后一句话，就看到有个人从我们身边的楼梯走上楼去，路过我身旁时，那个人用奇怪的眼神看了我一眼。
我连忙掏出侦探证，对着那个人上楼的背影大喊：“我们不是坏人！是正规的侦探！侦探！”
周围其他下班回家的邻居也开始用奇怪的眼神看我们了。
我和助手站在门口傻等了将近一个小时，一直等到楼上楼下的邻居都回了家，楼道里只剩下我和助手两个人的时候，一个女孩气喘吁吁地跑上楼来，上气不接下气地对我们喊道：“不好意思！公司突然加班，我回来晚了！”

我和助手被作家请进了家门。走进窄小的一居室出租房，迎面就看到了贴墙立着的大书架，上面摆满了花花绿绿的书。
趁着作家去厨房里烧水的时候，我凑近了看了看书架上的书。书架中间最显眼的几排都是彩色的书脊，果然和那个小姑娘说的一样，有《古今传说》，有《春芽100》，有《男孩女孩》，也有明显比前几种数量少了一些的《破土》、《跃·幻想世界》和《不小说》，而且大前年的《古今传说》确实只缺了第5期和第9期。书架最上层，以作家的身高来说可能不太容易够到的地方摆着一排素色书脊的书，我踮起脚来看了看，是《小说季刊》、《公民文学》和《丰收》等纯文学杂志，最新的一期发刊时间是半年前。和纯文学杂志同一层的是一套大学教材，有《高等数学》、《大学英语》和《大学计算机基础》，有一套工程地质学专业的教材，有一套公务员考试的教材，还有我自己教的《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那一套教材，不过意外的没有党课教材。教材中间夹着几个红色的薄本子，不知道是奖状还是证书。
她把用过的书都留着，看来是一个细心的人，我想。
作家给我和助手一人倒了一杯热水，在我们对面坐下。
“那个牌，不摘下来吗？”助手忽然指着作家说。
“啊？”我和作家同时看向她的胸前，套在她脖子上的一根蓝色的带子上挂着一张工作证。作家马上把工作证摘下来放在了茶几上：“不好意思，刚才一进门就忙着去烧水，把这个都给忘了。”
我偷瞄了一眼作家的工作证，上面的名字确实是我们知道的那个真名，职务是内勤。
“您是本市的大学毕业的吗？”我忽然很好奇这个问题，就开口问她。
“不用那么客气地称呼‘您’，我看咱们年纪差不多，直接叫‘你’就可以，”作家说，“我是T大毕业的。”
我有点意外。
“是你的学妹诶。”我用手肘捅了捅助手。
“啊，其实我不是这个T大毕业的……”助手回答，“我本科是在另一个城市的另一个T大读的。”
“怪不得有种优等生的感觉呢，”作家笑了，“你给人的感觉和我大学班里的男生很像。”
“然后呢？”助手问。
“然后啊，”作家说，“然后他们都找到很好的工作，成家立业了。”
助手低下头，似乎是在思考作家牛头不对马嘴的答复，我拿出自己的侦探证，展开给作家看了一眼。
“现在也不早了，就不耽误你太多时间了，”我说，“咱们长话短说，直入主题。有人委托我们做两件事，其中第一件是找到你，这个我们已经做到了，第二件事是替我们的委托人问你一个问题。”
“我先问清楚，我有权利不回答这个问题是吧？”作家问我。
“当然。如果你不想回答就可以不回答，”我说，“我们的任务只是问你那个问题，然后记住你的回答——当然不是录像或者录音，如果你不喜欢的话——回去复述给委托人听，不管你回答还是不回答我们都可以算是完成任务。”
“不许录音，也不许录像，”作家说，“文字记录可以，但不许透露我的任何个人信息。”
“没问题。要检查一下我们随身带的东西吗？”我和助手把身上带的东西都拿出来，摆在茶几上，也脱掉外套抖了抖，让作家确认里面没有其它的东西。
作家确认了我们没有问题，也确认了手机没有开启录音或录像的功能，才问我们：“你们要问的是什么问题？”
“你为什么不再写作了？”
听到我的问题，作家愣了一下，然后反问我：“谁说我停止写作了？我现在还在杂志上连载小说呢。”
我盯着她的眼睛：“你应该知道我要问的是什么。我们的委托人委托我们问的问题是，作家钱孙理为什么不再写作了？”
作家避开我的眼睛，沉默了一会儿。
“我能问下你的委托人是谁吗？是编辑？还是我……我是说钱孙理的读者？”
“我们的保密条款规定我们不能随便泄露委托人的信息。”助手说。
“不过既然你想知道，也不是完全不能告诉你，”我示意助手不要插话，接着他的话说下去，“委托我们的是某一家杂志社的编辑，编辑说这么有才华的年轻作者忽然不再创作了，对杂志和文学界来说都是一大损失，所以才委托我们来问你这个问题。钱老师，你愿意回答吗？”
“已经没有‘钱老师’了……”作家轻声回答。
“这话怎么讲？”
“作家钱孙理已经不存在了，”她说，“你们就当她已经死了吧。”
“为什么？”我追问，“你可别告诉我因为内勤比电话推销工资高所以不需要写纯文学来挣钱了。”
“你知道什么！”作家忽然提高了声音，瞪着眼睛盯着我，助手慌忙放下手里的笔记本，跑过去安抚她。
“你可以嘲笑我，但你不能侮辱文学是挣钱的工具！”她激动地说，“虽然我确实需要靠写作来挣钱维持生活，但文学对我来说不是单纯的工具，更是我人生的理想！”
“所以你才说，要贯彻文以载道的信念，用自己的文字化为警钟，来敲响迷雾中沉睡的人们吗？”
听到我的话，作家安静了下来。
“你看过了？”她问我。
“看过了，”我点头，“我也很喜欢你的文章，我也期待再次看到你挥舞着笔和愚昧的人们战斗的样子，但是你为什么不继续写作了呢？”
过了很久，作家才终于回答：“不是我不想写，是因为写不出来了。”
“写不出来了？”我和助手惊讶地重复了一遍。
“对，是写不出来了，”作家说，“既然你看过了我的文章，应该已经发现了吧？我的文章里只有揭露，却没有提供任何解决问题的方法。以前我自己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所以还能凭着一腔热血写小说，觉得我自己站在制高点上，我只要批判就够了。但是后来渐渐地有人来找我商量问题，问我一些事该怎么办，那时候我才意识到，其实我并不知道解决问题的方法。我被人当成了老师，但我并没有任何可以教给别人的东西，我被人当成了灯塔，但我自己也不知道应该把别人引向哪个方向。我越想着这些问题，就越觉得这个无解的世界是如此的黑暗，越是对这种毫无出路的窘境感到绝望，下笔就越沉重。等我打开文档，一边构思一边陷入自我矛盾的时候，我才意识到，我已经写不出来了。”
“这就是钻牛角尖了，”我说，“你只是在心理上给自己设了个坎而已。不是都说作家只需要揭露现实就行了吗？”
“大家都说作家揭露现实，那么谁来改变现实呢？”作家问我们，“其实作家也只是用这句话来自我安慰，逃避现实而已。我开始绝望的时候，听说了有一首诗叫《有人问我公理与正义的问题》，我那时候很高兴，以为终于找到了作家前辈的例子，马上找到了那首诗，想看一看其他作家的答案，但那首诗从头到尾都没有给出一个正面的回答。公理和正义的问题，那个问题的答案到底是什么？公理和正义真的存在吗？其实根本就没有人回答。我觉得文学救世是我的理想，但那个理想背叛了我，同时我也背叛了它。自己也不知道正确做法的人，不配指责别人的过失，我失去了批判别人的资格，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再像以前那样写作了，还不如就不看，不说，把自己和原来的那个世界隔开，虽然明知道这样自己也变成了愚昧的一份子，但我觉得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如果不知道怎么改正就不揭露，这样虽然你觉得这样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你自己觉得安心了，但是问题还是问题，”之前一直沉默的助手忽然说，“你不看，不说，不揭露，问题就会消失吗？你这是在逃避问题。”
“逃避问题又如何呢？直面问题就能解答吗？”
“我不知道直面问题能不能解答，”助手说，“但我知道只要有问题，逻辑上来说就有解答的可能性，如果不试一试，就连找出这个可能性的机会都没有了。”
作家抱住膝盖，哭了起来。

离开作家的家回去的路上，我透过车窗看着郊区的树林和漆黑的夜。
“你觉得她以后还会继续写作吗？”助手问我，“她在那些文学杂志上发布的文章我虽然不是全懂，但是能感觉到她还是很热爱生活的，而且她写的恋爱故事也很感人。”
“我不知道。”我回答。
“你打算把她的话原封不动地转述给学生们听吗？”助手又问。
“有可能吧……”我回答。
“我觉得那样对学生们太残忍了。”助手说。
“我也觉得，”我回答，“不过既然他们想听事实，我就把事实转告给他们。当然考虑到他们的接受能力，还是下星期再说吧，等他们考完了期中考试。”
“好，”助手回答，“论文收上来之后，我会抽一天陪你一起去的。”
“说起来，你不觉得她和咱们很像吗？”我问助手，“作家和教师都是会被人当成引路人的职业，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教的这个科目，有时候也会有学生来找我探讨人生问题和社会问题，所以她的那种无力的感觉，我也稍微有一点体会。作家揭露问题，没有人要求他们解决问题，教师却是被大家要求着既要教人做学问，又要教人做人。你说，现在的社会瞬息万变，你我也都不是能很好地在社会上立足的人，咱们这样的人当老师，到底该教给学生些什么呢？”
“我不知道，”助手回答，“没有学生来找我问过关于人生的问题，不过也可能是因为我在这方面比较迟钝，你比我聪明，以后应该慢慢会想出答案来吧？”
“但愿吧……”
我看着汽车开进市区，窗外的黑影向后退去，四周灯光闪烁，夜晚亮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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